召诰无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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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》曰：“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。”
言者，动之法也。拟以言，非浮明之可以言而即言；则如其言之议以动，非凿智之可以动而为动；道之所以定，学之所以正也。
夫言者因其故也，故者顺其利也。舍其故而趋其新，背其利用而诡于实，浮明之言兴而凿智之动起。
庄生曰“言隐于荣华”、君子有取焉。后世喜为纤妙之说，陷于佛、老以乱君子之学，皆荣华之言、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，可弗谨哉！
《书》云“所其无逸”，言勿逸其所不可逸者也，而东莱吕氏为之释曰“君以无逸为所”。
蔡氏喜其说之巧，因屈召诰“作所不可不敬德”之文，破句以附会之，曰“王敬作所”。浮明惝怳，可以为言而言之，背其故，违其利，饰其荣华，使趋新者诧为独得，古之人则已末如之何而惟其所诂，后之人遂将信为心法而背道以驰。夫君子言之而以动，必其诚然者而后允得所从，如之何弗谨而疾入异端邪？
今以谓“敬”与“无逸”之不可作所，实与名两相称也。乃如曰“敬”与“无逸”之可为所，名之不得其实也。此亦晓然而易知者也。不得其实，且使有实，凿智足以成之，终古而不利用，用之不利，道何所定而学将奚以致功哉？
何以明其然也？天下无定所也，吾之于天下，无定所也。立一界以为“所”，前未之闻，自释氏昉也。境之俟用者曰“所”，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“能”。“能”“所”之分，夫固有之，释氏为分授之名，亦非诬也。
乃以俟用者为“所”，则必实有其体；以用乎俟用，而以可有功者为“能”，则必实有其用。体俟用，则因“所”以发“能”；用用乎体，则“能”必副其“所”；体用一依其实，不背其故，而名实各相称矣。
乃释氏以有为幻，以无为实，“惟心惟识”之说，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。于是诡其词曰：“空我执而无能，空法执而无所。”然而以心合道，其有“能”有“所”也，则又固然而不容昧。是故其说又不足以立，则抑“能”其“所”、“所”其“能”，消“所”以入“能”，而谓“能”为“所”，以立其说，说斯立矣。故释氏凡三变，而以“能”为“所”之说成。而吕、蔡何是之从也？“敬”、“无逸”，“能”也，非“所”也明甚，而以为“所”，岂非释氏之言乎？
《书》之云“敬”，则心之能正者也；其曰“无逸”、则身之能修者也。能正非所正，能修非所修，明矣。
今乃“所”其所“能”，抑且“能”其所“所”，不拟而言，使人寓心于无依无据之地，以无著无住为安心之性境，以随顺物化为遍行之法位，言之巧而荣华可玩，其背道也，且以毁彝伦而有余矣。
夫“能”、“所”之异其名，释氏著之，实非释氏昉之也。其所谓“能”者即用也，所谓“所”者即体也，汉儒之已言者也。所谓“能”者即思也，所谓“所”者即位也，《大易》之已言者也。所谓“能”者即己也，所谓“所”者即物也，《中庸》之已言者也。所谓“能”者，人之弘道者也，所谓“所”者，道之非能弘人者也，孔子之已言者也。援实定名而莫之能易矣。阴阳，所也；变合，能也。仁知，能也；山水，所也。中和，能也；礼乐，所也。
今曰“以敬作所”、抑曰“以无逸作所”、天下固无有“所”，而惟吾心之能作者为“所”。
吾心之能作者为“所”，则吾心未作而天下本无有“所”，是民碞之可畏，小民之所依，耳苟未闻，目苟未见，心苟未虑，皆将捐之，谓天下之固无此乎？
越有山，而我未至越，不可谓越无山，则不可谓我之至越者为越之山也。惟吾心之能起为天下之所起，惟吾心之能止为天下之所止，即以是凝之为区宇，而守之为依据，“三界惟心”而“心”即“界”、“万法惟识”而“识”即“法”。呜呼！孰谓儒者而有此哉！
夫粟所以饱，帛所以暖，礼所以履，乐所以乐，政所以正，刑所以侀，民碞之可畏实有其情，小民之所依诚有其事。不以此为“所”，而以吾心勤敬之几、变动不居、因时而措者谓之“所”焉，吾不知其以敬以无逸者，将拒物而空有其“所”乎？抑执一以废百而为之“所”也？
执一以废百，拒物而自立其区宇，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，其敬也庄氏之心齐也。又其下流，则恃己以忘民碞之险阻，而谓“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”，如王安石之以乱宋者矣；堕民依之坊表，而谓“五帝不可师，三王不足法”，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。下流之敝，可胜道乎！
如其拒物而空之，则别立一心以治心，如释氏“心王”、“心所”之说，归于莽荡，固莫如叛君父，芟须发，以自居于“意生身”之界，而诧于人曰：“吾严净也，敬以为所也；吾精进也，无逸以为所也。”其祸人心，贼仁义，尤酷矣哉！
古之君子以动必议者，其议必有所拟；以言必拟者，其拟必从其实。议天下者，言以天下，天下所允也；议吾心者，言以吾心，吾心所允也。所孝者父，不得谓孝为父；所慈者子，不得谓慈为子；所登者山，不得谓登为山；所涉者水，不得谓涉为水；鬼神亦有凭依，犬马亦有品类，惟其允而已矣。天下之所允、吾心之必允也。
故朱子不以无逸为“所”者，求诸心而不允也。吕氏之以无逸为鱼之水、鸟之林者，未求诸心而姑允之也。呜呼！斯非可以空言争矣。
知心之体，而可为“所”不可为“所”见矣。知身之用，而敬必有所敬，无逸必有所无逸见矣。“修辞立其诚”，诚者天下之所共见共闻者也。非其诚然者而荣华徒耀，佞人之佞，异端之异，为君子儒者如之何其从之！
夫敬者一，而所敬者非一“所”也。以动之敬敬乎静，则逆亿其不必然者，而搅其心；以静之敬敬乎动，则孤守其无可用者而丧其几。故有所用刚，有所用柔，有所用温，有所用厉，皆敬也。敬无“所”而后无所不敬也。故曰“作所不可不敬之德”，言不可不敬者，择之精而后执之固山。敬其可有常“所”乎？
无逸者，则小人之勤劳稼穑，而君子之咸和万民者也。稼穑惟其“能”，弗劝弗省而无勤；咸和惟其“能”，不康不田而无功，皆“能”也。有成“能”，无定“所”也。
非然者，衡石程书者，亦无逸也；夜卧警枕，亦无逸也；卫士传餐，亦无逸也；乃至浮屠之不食不寝，求师参访者，皆无逸也。
惟立以为“所”，而其“能”也适以叛道。故曰“所其无逸”，言无逸于所当逸者也，其可据无逸以为“所”乎？
身有无逸之“能”，随时而利用；心有疾敬之“能”，素位而敦仁。“所”著于人伦物理之中，“能”取诸耳目心思之用。“所”不在内，故心如太虚，有感而皆应。
“能”不在外，故为仁由己，反己而必诚。君子之辨此审矣，而不待辨也。心与道之固然，虽有浮明与其凿智，弗能诬以不然也。
汉孔氏曰：“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。”又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所在念德，不可逸豫。”汉无浮屠之乱，儒者守圣言而无荣华之巧，固足尚也。浮屠之说泛滥以淫泆于人心，吕、蔡明拒之而不觉为其所引，无拟于心理而言之，将使效之动者，贼道而心生于邪，可惧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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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者，动之法也。拟以言，非浮明之可以言而即言；则如其言之议以动，非凿智之可以动而为动；道之所以定，学之所以正也。
夫言者因其故也，故者顺其利也。舍其故而趋其新，背其利用而诡于实，浮明之言兴而凿智之动起。
庄生曰“言隐于荣华”、君子有取焉。后世喜为纤妙之说，陷于佛、老以乱君子之学，皆荣华之言、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，可弗谨哉！
《书》云“所其无逸”，言勿逸其所不可逸者也，而东莱吕氏为之释曰“君以无逸为所”。
蔡氏喜其说之巧，因屈召诰“作所不可不敬德”之文，破句以附会之，曰“王敬作所”。浮明惝怳，可以为言而言之，背其故，违其利，饰其荣华，使趋新者诧为独得，古之人则已末如之何而惟其所诂，后之人遂将信为心法而背道以驰。夫君子言之而以动，必其诚然者而后允得所从，如之何弗谨而疾入异端邪？
今以谓“敬”与“无逸”之不可作所，实与名两相称也。乃如曰“敬”与“无逸”之可为所，名之不得其实也。此亦晓然而易知者也。不得其实，且使有实，凿智足以成之，终古而不利用，用之不利，道何所定而学将奚以致功哉？
何以明其然也？天下无定所也，吾之于天下，无定所也。立一界以为“所”，前未之闻，自释氏昉也。境之俟用者曰“所”，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“能”。“能”“所”之分，夫固有之，释氏为分授之名，亦非诬也。
乃以俟用者为“所”，则必实有其体；以用乎俟用，而以可有功者为“能”，则必实有其用。体俟用，则因“所”以发“能”；用用乎体，则“能”必副其“所”；体用一依其实，不背其故，而名实各相称矣。
乃释氏以有为幻，以无为实，“惟心惟识”之说，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。于是诡其词曰：“空我执而无能，空法执而无所。”然而以心合道，其有“能”有“所”也，则又固然而不容昧。是故其说又不足以立，则抑“能”其“所”、“所”其“能”，消“所”以入“能”，而谓“能”为“所”，以立其说，说斯立矣。故释氏凡三变，而以“能”为“所”之说成。而吕、蔡何是之从也？“敬”、“无逸”，“能”也，非“所”也明甚，而以为“所”，岂非释氏之言乎？
《书》之云“敬”，则心之能正者也；其曰“无逸”、则身之能修者也。能正非所正，能修非所修，明矣。
今乃“所”其所“能”，抑且“能”其所“所”，不拟而言，使人寓心于无依无据之地，以无著无住为安心之性境，以随顺物化为遍行之法位，言之巧而荣华可玩，其背道也，且以毁彝伦而有余矣。
夫“能”、“所”之异其名，释氏著之，实非释氏昉之也。其所谓“能”者即用也，所谓“所”者即体也，汉儒之已言者也。所谓“能”者即思也，所谓“所”者即位也，《大易》之已言者也。所谓“能”者即己也，所谓“所”者即物也，《中庸》之已言者也。所谓“能”者，人之弘道者也，所谓“所”者，道之非能弘人者也，孔子之已言者也。援实定名而莫之能易矣。阴阳，所也；变合，能也。仁知，能也；山水，所也。中和，能也；礼乐，所也。
今曰“以敬作所”、抑曰“以无逸作所”、天下固无有“所”，而惟吾心之能作者为“所”。
吾心之能作者为“所”，则吾心未作而天下本无有“所”，是民碞之可畏，小民之所依，耳苟未闻，目苟未见，心苟未虑，皆将捐之，谓天下之固无此乎？
越有山，而我未至越，不可谓越无山，则不可谓我之至越者为越之山也。惟吾心之能起为天下之所起，惟吾心之能止为天下之所止，即以是凝之为区宇，而守之为依据，“三界惟心”而“心”即“界”、“万法惟识”而“识”即“法”。呜呼！孰谓儒者而有此哉！
夫粟所以饱，帛所以暖，礼所以履，乐所以乐，政所以正，刑所以侀，民碞之可畏实有其情，小民之所依诚有其事。不以此为“所”，而以吾心勤敬之几、变动不居、因时而措者谓之“所”焉，吾不知其以敬以无逸者，将拒物而空有其“所”乎？抑执一以废百而为之“所”也？
执一以废百，拒物而自立其区宇，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，其敬也庄氏之心齐也。又其下流，则恃己以忘民碞之险阻，而谓“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”，如王安石之以乱宋者矣；堕民依之坊表，而谓“五帝不可师，三王不足法”，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。下流之敝，可胜道乎！
如其拒物而空之，则别立一心以治心，如释氏“心王”、“心所”之说，归于莽荡，固莫如叛君父，芟须发，以自居于“意生身”之界，而诧于人曰：“吾严净也，敬以为所也；吾精进也，无逸以为所也。”其祸人心，贼仁义，尤酷矣哉！
古之君子以动必议者，其议必有所拟；以言必拟者，其拟必从其实。议天下者，言以天下，天下所允也；议吾心者，言以吾心，吾心所允也。所孝者父，不得谓孝为父；所慈者子，不得谓慈为子；所登者山，不得谓登为山；所涉者水，不得谓涉为水；鬼神亦有凭依，犬马亦有品类，惟其允而已矣。天下之所允、吾心之必允也。
故朱子不以无逸为“所”者，求诸心而不允也。吕氏之以无逸为鱼之水、鸟之林者，未求诸心而姑允之也。呜呼！斯非可以空言争矣。
知心之体，而可为“所”不可为“所”见矣。知身之用，而敬必有所敬，无逸必有所无逸见矣。“修辞立其诚”，诚者天下之所共见共闻者也。非其诚然者而荣华徒耀，佞人之佞，异端之异，为君子儒者如之何其从之！
夫敬者一，而所敬者非一“所”也。以动之敬敬乎静，则逆亿其不必然者，而搅其心；以静之敬敬乎动，则孤守其无可用者而丧其几。故有所用刚，有所用柔，有所用温，有所用厉，皆敬也。敬无“所”而后无所不敬也。故曰“作所不可不敬之德”，言不可不敬者，择之精而后执之固山。敬其可有常“所”乎？
无逸者，则小人之勤劳稼穑，而君子之咸和万民者也。稼穑惟其“能”，弗劝弗省而无勤；咸和惟其“能”，不康不田而无功，皆“能”也。有成“能”，无定“所”也。
非然者，衡石程书者，亦无逸也；夜卧警枕，亦无逸也；卫士传餐，亦无逸也；乃至浮屠之不食不寝，求师参访者，皆无逸也。
惟立以为“所”，而其“能”也适以叛道。故曰“所其无逸”，言无逸于所当逸者也，其可据无逸以为“所”乎？
身有无逸之“能”，随时而利用；心有疾敬之“能”，素位而敦仁。“所”著于人伦物理之中，“能”取诸耳目心思之用。“所”不在内，故心如太虚，有感而皆应。
“能”不在外，故为仁由己，反己而必诚。君子之辨此审矣，而不待辨也。心与道之固然，虽有浮明与其凿智，弗能诬以不然也。
汉孔氏曰：“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。”又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所在念德，不可逸豫。”汉无浮屠之乱，儒者守圣言而无荣华之巧，固足尚也。浮屠之说泛滥以淫泆于人心，吕、蔡明拒之而不觉为其所引，无拟于心理而言之，将使效之动者，贼道而心生于邪，可惧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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