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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成

    汉贾生之论曰“攻守异势”,驳儒之言也,而周初之事,良有以开之。或《武成》、《戴记》之不足信邪?抑武王、太公之有未得也?今请言之。

    攻不足以守,则天下不服;守不足以攻,则天下不信。放牛归马,亟示天下以不用兵,未十年而东征之役起,则亦不足以立信于天下矣。

    东人未靖,非不可知,遽偃武以告成,亦已疏矣。抑知其不可遽偃,姑偃之以安反侧,迨其后又徐图之邪?

    则操“朝四暮三”之术以笼愚贱,是术也,固以道贞治,为守天下可久之规者所不屑也。絜阳纵阴操之智计,为或攻或守之权谋,为谖而已矣。

    故曰贾生之说,周初之事有以开之也。《武成》之书不足多取,孟子言之矣,而非尽史臣之诬也。以武王伐商之事较之汤、文,则武王实有间焉。

    奚以明其然也?势者事之所因,事者势之所就,故离事无理,离理无势。势之难易,理之顺逆为之也。理顺斯势顺矣,理逆斯势逆矣。君臣之分,上下、轻重、先后、缓急之权衡,其顺其逆,不易之理也。

    守天下者,辨上下,定民志,致远而必服,垂久而必信,理之顺即势之便也。攻以此攻,守以此守,无二理也,无二势也。势处于不顺,则事虽易而必难。

    事之已难,则不能豫持后势而立可久之法以昭大信于天下,所必然矣。故武王非不知十年之中且有东征之役,而不能黩武以争伏莽之戎,势处于不便则,故曰武王实有间焉,非尽史臣之诬也。

    夫顺逆者轻重之委也,轻重者权衡之所得也。权衡立而轻重不爽,轻重不爽而先后不忒,先后不忒而上下不拂,上下不拂则大顺而无逆。权衡审于理,顺逆成于势,端举而委从,故曰理外无势也。

    是故成汤之取天下,亦诛君之举也;文王之专征伐,亦代商之势也。然而有异焉:汤、文之势,攻可守也;武王之势,非以守者攻也。则何以明其然邪?

    桀之无道,韦、顾、昆吾助之;纣之无道,崇、黎助之,奄、徐继助之。夫宁不知三蘖、崇、黎,罪薄于桀、纣?而“有虔秉钺”,先及三蘖,徐乃为南巢之放;汝坟受索,率以服事,姑用惩于崇、黎之戡;将毋罪罚之轻重不称,而底定之后先为已拂与?

    乃审理以为权衡,而轻重固有不然者。

    首恶而为恶之渊薮者重,从恶而为恶之朋党者轻,此情之轻重也。首恶者君,则以贵治贱,末减而轻;从恶者臣,则用下罔上,加等而重;此理之轻重也。

    守天下者,正名定分而天下信,惟因理以得势。攻天下者,原情准理而天下服,则亦顺势以循理。是故三蘖、崇、黎,亟试其鈇钺,而缓桀、纣以悔祸之路。汤、文之为此者以循理,而势已无不得矣。

    故朋凶先翦,独夫无助,待其怙终不悔,则羽翼已摧,四海永清,而无反侧之可忧矣。

    夫文王之至德,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,故其后东郊大扰,而西土南国,悠然于《棫朴》、《芣莒》之侧,不待觌文匿武以相镇抚,固已有成效之可睹矣。

    借令成汤升陑之后,投兵于渊,焚车于野,数世之内,自可无再诰多方之举,然而有所不必也。

    天下已无奄、徐,帖然相喻于一王之下,日讲武于国而自可亡疑也。

    牧野之事则异是矣,诚有间矣。后同恶之讨,先殷郊之战,低昂于轻重者因乎情,而较量乎顺逆者拂其理。

    令以此道而守天下,则臣主贸其安危,上下失其厚薄,固非安上治民之大经。非大经,则不可以守。不可以守,而以之攻,王也而近乎霸矣。

    冠虽敝也,而亟裂之;源虽浊也,而亟塞之。党邪丑正者实繁有徒,且逍遥而观望,乃櫜弓戢盾以慰之曰:“吾不尔求也。”譬之治疡者,急肉其从溃之穴,而遽矜勿药之喜,余毒旁溢,害且滋深。

    故子婴降而成皋之战方兴,王莽诛而长安之亡益亟,皆必然之势也。自非文王培义之深,则商、奄之乱,周亦危矣哉!大告武成,而偃兵以示天下,武王其有姑且之心与!则惟权衡未审而不协于理之大经也。

    故《春秋》者,王道之权衡也,罪均从情,情均从理。邾、郑伐宋,同为外君,则序邾郑上,以邾首祸,不以郑大而畸重之。公及齐人狞于禚,鲁亲齐疏,则人齐侯,而不贬公,不以鲁庄忘仇淫猎而亟诛之。

    刘、单从王猛以争立,王猛尊而刘、单卑,则先二子而书曰以,不以王猛违君父之心,而亟诛其竞。

    阳虎囚季斯,斯贵而虎贱,则书曰盗,不以斯积僭君之恶,而冀幸其败。

    守《春秋》之法以守天下,即可奉《春秋》之法以攻天下。攻而莫不服,守而莫不信,则牛不必放,马不必归,诘戎兵以防不虞,而人固知其无玉石俱焚之心。奉守之理以攻,存攻之势以守,道合于一,而天下平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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