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零三十六章代朕出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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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辽东之卒不可轻动。”杨嗣昌一本正经的道：
“那辽东皇太极定然是许诺了贺今朝什么东西，才会促使他加快称王的脚步。
辽东战事再拖下去，最该拖不住的便是皇太极。”
“难不成我大明就能拖下去吗？”
陈新甲针锋相对的喝问。
即使杨嗣昌是皇帝的宠臣，他也不在乎了。
其实除了激进派以及逃跑派之外，大多数廷臣都觉得这两方人马过于激进。
不过是新旧兵部尚书之间的争端。
当年贺今朝即使横扫三晋，朝廷主官部门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他们竟然以为是小股叛军骚乱，相应自愚，相率自安。
内阁票拟谕旨的时候则是写着用心堵截，以匹马不入为功。
现在贺今朝才称秦王，算个屁的紧急之事？
关外的鞑子都能称帝了！
况且这些年来，那些反贼可没少称王，连什么扫地王都有。
真是徒徒让本官笑话。
崇祯手底下的人分为激进派、投降派，以及中间大批的摆烂派。
尤其是以陈演为首的内阁成员，皆是无所谋划，以受贿闻名。
这些人在大明官场才是大多数。
故而他们对于大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，依然的麻木不仁。
毕竟连锤匪在京师的门面担当，孙传庭还花钱与他们结交。
贺今朝将来若是想要治理天下，自是用得着他们。
这是一部分官员浅显的想法，不要以为他们通过八股文考上进士之后，能有什么更好的智谋！
而京师内的有些官员，则是在打着另一个主意。
那就是贺今朝实力日益强横，他们今后还有更多的路能走。
凭借他们的才高八斗、口若悬河之才。
贺今朝这个秦王将来入主京师，定然会爱惜他们这种不世出的才能。
那便又是一种飞黄腾踏。
县长是哪个他们不在乎，只要自己能当县长夫人就好。
所以大明摆烂的官员一种是无意识的，一种是有意识的想要为长久的打算。
他们都是准备效忠新朝的！
所以一旦崇祯出现什么政策，自是极力阻挠。
他们自认为也算是为“锤匪顺利接管大明天下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”。
就是不晓得贺今朝将来能不能认他们“做出的功劳来。”
贺今朝也晓得孙传庭在京师加大力度腐化大明官员。
所以更加耐下性子在山陕汉中四川等地培养大批量的吏员，以免将来再被这群蛀虫抓到机会。
周延儒又重新审视了许鼎臣送来的奏疏，贺今朝在太原称王，改年号为大锤，正式表明他取而代之的勃勃雄心。
周延儒捏着奏疏的手都有些颤抖。
作为重新启用的内阁首辅，他心中明白大明如今到了什么地步。
京师外围重镇大同、宣府根本就不是锤匪的对手，很可能会一触即溃。
自从嘉靖年间以来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。
大明储存有限，专务节省，惜小误大。
就连卢象升在宣大屯田的土地，如今也归了别人，而不是被用于抵御锤匪积粮作用。
去年宣大斗米卖到二钱五分（银），士卒月粮每石给银七钱，仅仅可以买米二斗八升，却缺支数月。
以至于军士嗷嗷待哺，身无完衣，腹无饱食，马无草料，器械等物均坏。
先前卢象升所做之事功亏一篑。
大批士卒纷纷逃亡锤匪，祈求收留能够给一口吃的。
当初大明与锤匪之间相互议和，陈新甲特意加了一条逃亡人需要互还。
但锤匪仿佛忘了这一条。
而陈新甲忙于和朝臣、皇帝、洪承畴拉扯，根本就没时间顾及。
底下的官员更是没胆子前去讨要。
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，大明东拼西凑给身在辽东的洪承畴支援，自然会短缺了其余各处。
从大同到蓟镇的大明士卒过的是什么日子？
就是给一升口粮还要掺糠秕沙子。
冬天也没什么衣服穿，又冻又饿。
谁还给大明守边效力啊？
周延儒知道情况所在，现在他对于贺今朝称王非常惧怕。
他再看看眼前的皇帝，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。
据说他已经几天“愤惫不食”。
此时，崇祯当着大臣的面哀叹:
“朕非亡国之君，事事乃亡国之象，祖宗栉风沐雨得天下，
到了现在全都要失去了，朕将来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列祖列宗？
朕愿意亲自督师同锤匪决一死战，即使是战死沙场也没有什么遗憾，但朕就是死不暝目！”
“臣等死罪！”
众多臣子急忙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
杨嗣昌也长叹一口气，皇帝的心弦已经要断了。
以前谁要说大明要完，他指定极为激动的驳斥。
现在竟然自己说出来了，足以见得崇祯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
好不容易在辽东看到了曙光，结果贺今朝硬生生的来插一脚，非得踩碎了皇帝心中美好的憧憬。
】
可崇祯的命令，不知道踩碎了多少人的憧憬。
现在事情发生在他身上，朱由检才知道后悔？
就如同罪犯一样后悔的不是他做了错事，而是后悔被抓住了。
崇祯说罢，痛哭流涕，忿忿地责问：
“贼势如此，无人承任，府库殚竭，将如之何？
卿等能否为朕分优？”
毕竟你们都说臣有罪，那你们指定有罪！
内阁首辅周延儒赶忙抢先表态：
“陛下，锤匪若是来袭，臣愿意代帝出征。”
朱由检不假思索地道：“南人不可用！”
予以回绝。
在他心中，此时更加相信北人，尤其是从锤匪那里逃回来的官员。
尽管他们在领兵打仗也颇为废物，比如丁启睿、傅宗龙、邵捷春等人。
谁知道崇祯给出这个理由，内阁大臣有不少都是南人。
内阁次辅等人都请求代帝出征，崇祯一概不同意。
作为山西人的李建泰顿首启奏：“主优如此，臣不敢不尽力。
臣乃晋人，颇知贼中事。
愿以家财左军，可资万人数月之粮，臣请提兵西行。”
崇祯本来就有意这位山西阁臣代他出征，一听此话大喜过望：
“卿若行，朕当彷占推毂礼，亲钱之郊，不敢轻也。“
李建泰何许人也？
他是山西曲沃县人。
天启五年进上，风骨峭拔性情康慨而素负重名的他，因为家乡遭祸，愿以家资左军，有意出征，常与同官谈及此事。
这种话自是传到崇祯的耳中。
现在听他说出来，崇祯当然求之不得。
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，为了捍卫自己家乡定会殊死拼搏。
何况此人是山西巨富，车饷不必担心，真是两全其美。
然而时至今日，无论何人代帝出征已经无济于事。
连日来大同的情况愈来愈不妙，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，更不用说收复山西了。
数年以前锤匪实力并不猖狂，山西城防有残坏城邑，墙垣多矮薄，居民寡落，储备空虚，苦于力不能支。
至于巨郡大邑，高城深池，人烟密集之地，尽可与贼相持。
但是贺今朝却是在山西随攻随破、不攻自破的情况时常发生，让朝廷认为是大明惨状。
士绅辜负朝廷三百年作养之恩，甘心为贼运筹。
惶惑无知百姓，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，凭城拒守者尽数屠戮。
因此贼尚未薄城下，辄有二三奸徒倡说远迎。
不忠惧死守城县令以及苟且偷生的士绅，往往相率出城，望风伏迎。
吏部也如实向皇帝报告山西动向:“秦寇窥渡，三晋披靡，贼骑未到，城池已空，伪檄方传，而人心胥乱。”
就是整个山西都落入敌手，再派人前去有什么用？
即使如此，崇祯还是对李建泰寄予厚望。
他打算亲自到彰武门外为李建泰举行郊饯之礼，由于李建泰不敢领受，借口此国朝未有之礼”，坚决辞谢。
崇祯只得命礼部另议。
隆重的礼仪如期举行。
驸马都尉厅韦代帝以特牲告太庙。
崇祯来到大殿遣将礼，当场手书“代朕亲征”四个大字，并赏赐李建泰龙节与尚方剑。
然后朱由检乘驾前往正阳门城楼，亲自主持由光禄寺操办的饯行宴会。
一路上官军旗幡从午门外一真排列到正阳门外，金鼓阵阵，旌旗招展，透出一派威武而热烈的遣将出征的气氛。
奉命前来侍坐的文臣坐在东面九桌，武臣坐在西摆九桌，正中一桌是皇帝御席，合起来正好是十九桌。
像是提前吃席一般！
朱由检所用金台爵镶嵌大宝石，是历代举行重大典礼时偶尔动用的重器，大臣们一概使用金杯。
只听得鸿胪寺官员赞礼，乐声响起，崇祯亲自向李建泰递酒三杯道:“先生此去如朕亲行”。
想了想又嘱咐道：“卿即朕，朕即卿，朕与卿无两身，凡事以便宜行，先斩后奏皇权特许！”
待李建泰饮完三杯后，崇祯又把自己手书的“代朕亲征”敕谕盖上印章，赏赐给李建泰。
李建泰捧过敕渝，赶忙拜谢，崇祯把他扶起。
太监为他戴上红簪金花，披上宫锦。
在一片鼓乐声中，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。
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在皇上亲自调派的一千五百名京营兵护送下，离开京师，向涿州进发。
随行的有作为监军的兵部主事凌炯、总兵郭中杰以及主管火攻水利的西洋人。
进士程源送李建泰至真定寺，对他进言：“相公此行当兼程抵雁门关，联合山西巡抚许鼎臣收拾人心，为固守计，以蔽神京。”
程源还对凌炯草拟了平阳、太原攻略，以及三晋、三关的具体建议，凌炯颇以为然。
反攻山西大业指日可待！
程源建议李建泰日夜兼程赶往雁门关，确是当务之急。
雁门关一日陷落，大势已去，再难以挽回。
然而李建泰拘泥于古代兵法，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。
毕竟咱老李也是看过兵书的！
他也想要联系到自己的家人，把埋藏的银两拿出来一些，招募士卒。
但是按照他这种速度，等贺今朝率领锤匪攻占湖广，他都不一定能赶得到雁门关，更如何救得了山西!
当李建泰率军抵达涿州时，护卫的京营兵大多逃回。
“打锤匪，爱谁去谁去，爷他妈的不伺候了！”
这趟不仅没有油水可捞，还得把小命全都给送进去。
京营这帮人可深知自己是几斤几两，绝对打不过锤匪。
更不用说只带一千五百人就想着去收复山西？
想都他妈的不用想！
再不跑就没机会。
代朕亲征以及尚方宝剑屁用没有，毫无权威了。
而崇祯也多是为了试探贺今朝是否要出兵，所以就指定山西人回乡号召领兵。
就在这时，云南道御史卫祯固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。
上策是“搜罗废将，联络三边”，中策是“恢复潼关，收拾河南”，下策是“分信守河，静以观变”。
他特别强调：“辅臣李建泰督师，是代我皇帝出征，举动系天下安危，事事须费详酌。
居然堂而皇之地坐身南下，难道不怕流寇窥我虚实？
且一兵一饷专倚本地，何以居重驭轻？
当事者应该呕心沥血筹措实兵实饷，切勿以为推毅有重臣，便可袖手旁观了。”
应该说他的头脑比较清醒，但对于军事形势的判断与朝廷决策者并无二致。
都把防守重点放在京师南翼——太行山一线。
几乎都忽视了京师的北翼——宣府大同一线，以为宣大有重兵扼守可以确保无虞。
崇祯也是这样考虑的，他命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就是南下保定，真实地流露了“朝廷之忧”在保定而不在宣大。
即使保定不支，还可调宣大兵之半援助畿辅。
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，即使李建泰出征迅速，充其量只能阻挡贺今朝率领的偏师，而他一旦进攻京师率领的主力恰恰是从宣大一线直逼京师的。
再加上他们以为的宣大的重兵根本没有！
何况李建泰出征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政治姿态，只带了一千五百禁军出发，兵员与粮饷的补给都要就地解决。
在如此紧张形势下，岂只是画饼充饥！
更何况贺今朝此行是往湖广方向进兵，根本就没想着一鼓作气打下京师。
还打算让明清之间相互消耗呢。
朝廷连锤匪最基础的形势判断都无法做好，那所有的应对都是个几把！
事实正是如此。
李建泰一出京师，立即陷人步履维艰的境地，地方长官都害怕他来征兵索饷，拒绝他进城，弄得堂堂督师辅臣威信扫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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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辽东皇太极定然是许诺了贺今朝什么东西，才会促使他加快称王的脚步。
辽东战事再拖下去，最该拖不住的便是皇太极。”
“难不成我大明就能拖下去吗？”
陈新甲针锋相对的喝问。
即使杨嗣昌是皇帝的宠臣，他也不在乎了。
其实除了激进派以及逃跑派之外，大多数廷臣都觉得这两方人马过于激进。
不过是新旧兵部尚书之间的争端。
当年贺今朝即使横扫三晋，朝廷主官部门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他们竟然以为是小股叛军骚乱，相应自愚，相率自安。
内阁票拟谕旨的时候则是写着用心堵截，以匹马不入为功。
现在贺今朝才称秦王，算个屁的紧急之事？
关外的鞑子都能称帝了！
况且这些年来，那些反贼可没少称王，连什么扫地王都有。
真是徒徒让本官笑话。
崇祯手底下的人分为激进派、投降派，以及中间大批的摆烂派。
尤其是以陈演为首的内阁成员，皆是无所谋划，以受贿闻名。
这些人在大明官场才是大多数。
故而他们对于大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，依然的麻木不仁。
毕竟连锤匪在京师的门面担当，孙传庭还花钱与他们结交。
贺今朝将来若是想要治理天下，自是用得着他们。
这是一部分官员浅显的想法，不要以为他们通过八股文考上进士之后，能有什么更好的智谋！
而京师内的有些官员，则是在打着另一个主意。
那就是贺今朝实力日益强横，他们今后还有更多的路能走。
凭借他们的才高八斗、口若悬河之才。
贺今朝这个秦王将来入主京师，定然会爱惜他们这种不世出的才能。
那便又是一种飞黄腾踏。
县长是哪个他们不在乎，只要自己能当县长夫人就好。
所以大明摆烂的官员一种是无意识的，一种是有意识的想要为长久的打算。
他们都是准备效忠新朝的！
所以一旦崇祯出现什么政策，自是极力阻挠。
他们自认为也算是为“锤匪顺利接管大明天下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”。
就是不晓得贺今朝将来能不能认他们“做出的功劳来。”
贺今朝也晓得孙传庭在京师加大力度腐化大明官员。
所以更加耐下性子在山陕汉中四川等地培养大批量的吏员，以免将来再被这群蛀虫抓到机会。
周延儒又重新审视了许鼎臣送来的奏疏，贺今朝在太原称王，改年号为大锤，正式表明他取而代之的勃勃雄心。
周延儒捏着奏疏的手都有些颤抖。
作为重新启用的内阁首辅，他心中明白大明如今到了什么地步。
京师外围重镇大同、宣府根本就不是锤匪的对手，很可能会一触即溃。
自从嘉靖年间以来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。
大明储存有限，专务节省，惜小误大。
就连卢象升在宣大屯田的土地，如今也归了别人，而不是被用于抵御锤匪积粮作用。
去年宣大斗米卖到二钱五分（银），士卒月粮每石给银七钱，仅仅可以买米二斗八升，却缺支数月。
以至于军士嗷嗷待哺，身无完衣，腹无饱食，马无草料，器械等物均坏。
先前卢象升所做之事功亏一篑。
大批士卒纷纷逃亡锤匪，祈求收留能够给一口吃的。
当初大明与锤匪之间相互议和，陈新甲特意加了一条逃亡人需要互还。
但锤匪仿佛忘了这一条。
而陈新甲忙于和朝臣、皇帝、洪承畴拉扯，根本就没时间顾及。
底下的官员更是没胆子前去讨要。
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，大明东拼西凑给身在辽东的洪承畴支援，自然会短缺了其余各处。
从大同到蓟镇的大明士卒过的是什么日子？
就是给一升口粮还要掺糠秕沙子。
冬天也没什么衣服穿，又冻又饿。
谁还给大明守边效力啊？
周延儒知道情况所在，现在他对于贺今朝称王非常惧怕。
他再看看眼前的皇帝，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。
据说他已经几天“愤惫不食”。
此时，崇祯当着大臣的面哀叹:
“朕非亡国之君，事事乃亡国之象，祖宗栉风沐雨得天下，
到了现在全都要失去了，朕将来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列祖列宗？
朕愿意亲自督师同锤匪决一死战，即使是战死沙场也没有什么遗憾，但朕就是死不暝目！”
“臣等死罪！”
众多臣子急忙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
杨嗣昌也长叹一口气，皇帝的心弦已经要断了。
以前谁要说大明要完，他指定极为激动的驳斥。
现在竟然自己说出来了，足以见得崇祯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
好不容易在辽东看到了曙光，结果贺今朝硬生生的来插一脚，非得踩碎了皇帝心中美好的憧憬。
】
可崇祯的命令，不知道踩碎了多少人的憧憬。
现在事情发生在他身上，朱由检才知道后悔？
就如同罪犯一样后悔的不是他做了错事，而是后悔被抓住了。
崇祯说罢，痛哭流涕，忿忿地责问：
“贼势如此，无人承任，府库殚竭，将如之何？
卿等能否为朕分优？”
毕竟你们都说臣有罪，那你们指定有罪！
内阁首辅周延儒赶忙抢先表态：
“陛下，锤匪若是来袭，臣愿意代帝出征。”
朱由检不假思索地道：“南人不可用！”
予以回绝。
在他心中，此时更加相信北人，尤其是从锤匪那里逃回来的官员。
尽管他们在领兵打仗也颇为废物，比如丁启睿、傅宗龙、邵捷春等人。
谁知道崇祯给出这个理由，内阁大臣有不少都是南人。
内阁次辅等人都请求代帝出征，崇祯一概不同意。
作为山西人的李建泰顿首启奏：“主优如此，臣不敢不尽力。
臣乃晋人，颇知贼中事。
愿以家财左军，可资万人数月之粮，臣请提兵西行。”
崇祯本来就有意这位山西阁臣代他出征，一听此话大喜过望：
“卿若行，朕当彷占推毂礼，亲钱之郊，不敢轻也。“
李建泰何许人也？
他是山西曲沃县人。
天启五年进上，风骨峭拔性情康慨而素负重名的他，因为家乡遭祸，愿以家资左军，有意出征，常与同官谈及此事。
这种话自是传到崇祯的耳中。
现在听他说出来，崇祯当然求之不得。
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，为了捍卫自己家乡定会殊死拼搏。
何况此人是山西巨富，车饷不必担心，真是两全其美。
然而时至今日，无论何人代帝出征已经无济于事。
连日来大同的情况愈来愈不妙，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，更不用说收复山西了。
数年以前锤匪实力并不猖狂，山西城防有残坏城邑，墙垣多矮薄，居民寡落，储备空虚，苦于力不能支。
至于巨郡大邑，高城深池，人烟密集之地，尽可与贼相持。
但是贺今朝却是在山西随攻随破、不攻自破的情况时常发生，让朝廷认为是大明惨状。
士绅辜负朝廷三百年作养之恩，甘心为贼运筹。
惶惑无知百姓，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，凭城拒守者尽数屠戮。
因此贼尚未薄城下，辄有二三奸徒倡说远迎。
不忠惧死守城县令以及苟且偷生的士绅，往往相率出城，望风伏迎。
吏部也如实向皇帝报告山西动向:“秦寇窥渡，三晋披靡，贼骑未到，城池已空，伪檄方传，而人心胥乱。”
就是整个山西都落入敌手，再派人前去有什么用？
即使如此，崇祯还是对李建泰寄予厚望。
他打算亲自到彰武门外为李建泰举行郊饯之礼，由于李建泰不敢领受，借口此国朝未有之礼”，坚决辞谢。
崇祯只得命礼部另议。
隆重的礼仪如期举行。
驸马都尉厅韦代帝以特牲告太庙。
崇祯来到大殿遣将礼，当场手书“代朕亲征”四个大字，并赏赐李建泰龙节与尚方剑。
然后朱由检乘驾前往正阳门城楼，亲自主持由光禄寺操办的饯行宴会。
一路上官军旗幡从午门外一真排列到正阳门外，金鼓阵阵，旌旗招展，透出一派威武而热烈的遣将出征的气氛。
奉命前来侍坐的文臣坐在东面九桌，武臣坐在西摆九桌，正中一桌是皇帝御席，合起来正好是十九桌。
像是提前吃席一般！
朱由检所用金台爵镶嵌大宝石，是历代举行重大典礼时偶尔动用的重器，大臣们一概使用金杯。
只听得鸿胪寺官员赞礼，乐声响起，崇祯亲自向李建泰递酒三杯道:“先生此去如朕亲行”。
想了想又嘱咐道：“卿即朕，朕即卿，朕与卿无两身，凡事以便宜行，先斩后奏皇权特许！”
待李建泰饮完三杯后，崇祯又把自己手书的“代朕亲征”敕谕盖上印章，赏赐给李建泰。
李建泰捧过敕渝，赶忙拜谢，崇祯把他扶起。
太监为他戴上红簪金花，披上宫锦。
在一片鼓乐声中，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。
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在皇上亲自调派的一千五百名京营兵护送下，离开京师，向涿州进发。
随行的有作为监军的兵部主事凌炯、总兵郭中杰以及主管火攻水利的西洋人。
进士程源送李建泰至真定寺，对他进言：“相公此行当兼程抵雁门关，联合山西巡抚许鼎臣收拾人心，为固守计，以蔽神京。”
程源还对凌炯草拟了平阳、太原攻略，以及三晋、三关的具体建议，凌炯颇以为然。
反攻山西大业指日可待！
程源建议李建泰日夜兼程赶往雁门关，确是当务之急。
雁门关一日陷落，大势已去，再难以挽回。
然而李建泰拘泥于古代兵法，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。
毕竟咱老李也是看过兵书的！
他也想要联系到自己的家人，把埋藏的银两拿出来一些，招募士卒。
但是按照他这种速度，等贺今朝率领锤匪攻占湖广，他都不一定能赶得到雁门关，更如何救得了山西!
当李建泰率军抵达涿州时，护卫的京营兵大多逃回。
“打锤匪，爱谁去谁去，爷他妈的不伺候了！”
这趟不仅没有油水可捞，还得把小命全都给送进去。
京营这帮人可深知自己是几斤几两，绝对打不过锤匪。
更不用说只带一千五百人就想着去收复山西？
想都他妈的不用想！
再不跑就没机会。
代朕亲征以及尚方宝剑屁用没有，毫无权威了。
而崇祯也多是为了试探贺今朝是否要出兵，所以就指定山西人回乡号召领兵。
就在这时，云南道御史卫祯固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。
上策是“搜罗废将，联络三边”，中策是“恢复潼关，收拾河南”，下策是“分信守河，静以观变”。
他特别强调：“辅臣李建泰督师，是代我皇帝出征，举动系天下安危，事事须费详酌。
居然堂而皇之地坐身南下，难道不怕流寇窥我虚实？
且一兵一饷专倚本地，何以居重驭轻？
当事者应该呕心沥血筹措实兵实饷，切勿以为推毅有重臣，便可袖手旁观了。”
应该说他的头脑比较清醒，但对于军事形势的判断与朝廷决策者并无二致。
都把防守重点放在京师南翼——太行山一线。
几乎都忽视了京师的北翼——宣府大同一线，以为宣大有重兵扼守可以确保无虞。
崇祯也是这样考虑的，他命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就是南下保定，真实地流露了“朝廷之忧”在保定而不在宣大。
即使保定不支，还可调宣大兵之半援助畿辅。
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，即使李建泰出征迅速，充其量只能阻挡贺今朝率领的偏师，而他一旦进攻京师率领的主力恰恰是从宣大一线直逼京师的。
再加上他们以为的宣大的重兵根本没有！
何况李建泰出征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政治姿态，只带了一千五百禁军出发，兵员与粮饷的补给都要就地解决。
在如此紧张形势下，岂只是画饼充饥！
更何况贺今朝此行是往湖广方向进兵，根本就没想着一鼓作气打下京师。
还打算让明清之间相互消耗呢。
朝廷连锤匪最基础的形势判断都无法做好，那所有的应对都是个几把！
事实正是如此。
李建泰一出京师，立即陷人步履维艰的境地，地方长官都害怕他来征兵索饷，拒绝他进城，弄得堂堂督师辅臣威信扫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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